沈玉麟先生是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

　　沈玉麟先生是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今年是沈玉麟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城市规划】（planning_org）特别重发十五年前的这篇专访，以兹纪念。

　　规划师必须爱国，不贪污、不图钱，搞城市规划必须老老实实。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财类书籍。

　　1943年之江大学建筑系毕业，就职于上海协泰建筑事务所，1948-1949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双硕士。1950年1月回国，在唐山铁道学院与北京铁道学院任教。1952年起任天津大学副教授、教授，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曾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

　　沈玉麟先生是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与城市规划系的创立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结合指导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参加过呼和浩特、泰安、烟台、唐山、遵化、沧州、天津北大港石化工区、天津新港居住区、泉州、永顺等地的城市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曾获国家自然科学进步二等奖、三等奖。专著《外国城市建设史》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优秀奖、建设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刚刚三个月，已经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学硕士及城市规划硕士学位的沈玉麟，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经过20多天的辛苦颠簸，毅然回到祖国，受聘为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建筑系讲师。

　　从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开展深入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取得不凡的学术成就，并育人无数。

　　这么多年，国家和人民养育了你、培养了你，不能为外国人服务。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发达国家，要迎头赶上理财规划师教材，要超过世界各国。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必须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20世纪40年代，您在美国留学，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双硕士，却于1950年初毅然选择回国。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是1950年1月从美国旧金山回到天津的。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中国党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华罗庚。后来响应党的号召，从美国回来，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

　　华罗庚是我们国家派到美国去任教的最有名的数学家，很有爱国热忱。在美国的时候，每个周末，华罗庚都要把我们这些进步的留学生召集到他家里，分析形势，探讨国家大事。他希望我们不要在美国工作，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这么多年，国家和人民养育了你、培养了你，不能为外国人服务。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发达国家，要迎头赶上理财配置图，要超过世界各国。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必须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华罗庚说。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的。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之一，第一个回国的建筑系留学生。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在轮船码头迎候我们，周恩来总理先后和我们座谈三次、接见五次。周总理对我们回国的举动提出表扬，并在百忙中多次抽出时间，认真听我们介绍国外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情况。他说：对中国的办学，我们要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要超过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因为过去的教育不合格，所以我们党有办好教育的任务。

　　在这近六十年中，我难忘的经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我国的城市建设水平，曾向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习这些国家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您一直从事城市规划的教学、研究和实践，您认为个人对新中国城市规划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从1954年开始（那时我33岁）到2002年（那时我81岁），我一直在天津大学从事城市规划的教学理财配置图、研究和实践工作理财规划师教材。我个人对城市规划工作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本职工作。

　　第一，1954年我国各大学有城市规划系的仅有两所大学，即上海的同济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我们天津大学是第三个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的高校。那时我们天津大学的建筑系领导是徐懋德教授。他说他曾在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大学有城市规划系，我们也必须创建这个城市规划专业。我从1954年开始，一直在天津大学建筑系工作，后来还担任过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和城市规划教研室中支部。

　　第二，从1954年开始，我被天津市政府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党组和主任毛昌五同志聘任为天津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学术顾问。每两周在市政府召开一次研讨会，对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的制订、修改以及到各个落实建设的场地作实地调查和提出落实或修改的意见。

　　第三，从1954年开始，我参加了天津市政府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组织的调查研究活动，到国内外一些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做得好的城市进行实地调研，采取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的办法，与我国各地和世界若干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荷兰、英国）互相介绍自己的规划建设情况和规划建设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和疑难点，并互相进行学术交流和实地观摩。

　　我难忘的经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我国的城市建设水平，曾向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习这些国家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既在自己本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丰富遗产上继承发展，又不排斥接受新事物、新技术以及象征着时代前进的建筑形式，这样的城市必将更美。

　　天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城市发展中，您认为应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有何经验教训？

　　天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我认为天津的城市特色主要是应该更好地保护好历史性建筑。这些历史性建筑有着有形的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底蕴，是十分珍贵的。事实上，天津市已经将这些历史性建筑进行了保护，工作做得很扎实、很完美，天津市政府和人民都是十分满意的。

　　另外，近年来天津进行的建设，大多考虑到天津的特点和风格，注重可识别性——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点，强调历史连续性。尤其是一系列颇有特色、“津味”十足的建筑的建成理财类书籍，使这一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在人们心目中陡然升高了它的文化地位，从中也使人们看到了天津在建筑风格中寻找个性创造的轨迹。

　　我从1952年起在天津定居并从事教学工作，我对天津的城市特色，是十分满意的。它体现在十分重视保护历史遗产。这使天津城市既能保护好历史遗产，又能使天津的城市面貌有古有今，既有创新的新建筑，又有保护好的历史性建筑。天津市的市容面貌是美好的，是具有“天津特色的”城市。

　　既在自己本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丰富遗产上继承发展，又不排斥接受新事物、新技术以及象征着时代前进的建筑形式，在城市空间的组织上又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控制，使城市景观有变化，有过渡，有对比，有呼应，呈现出规律性的统一和谐，这样的城市必将更美。

　　要塑造天津特色，表现新时代的天津，就需要沿着现在开辟出来的“中西、新旧的‘有机共生’理财类书籍，寻求个性创造”的路子走下去，通过一批个性鲜明的建筑来体现城市的建筑风格与特征。只要我们注重文化的延续和地方特色的挖掘，我们的城市就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艺术风貌。

　　我个人认为，这些外国专家为中国做的规划设计，我们可以作为借鉴，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是可以的。但不应具有崇洋媚外思想。

　　我在天津大学任教时，教过外国城市建设史。我认为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应继承我国原有的老经验、新经验，同时也应借鉴和提升国内和国外城市建设的新经验。我在教学过程中，曾带领天津大学城市规划研究生很多次赴外地作城市规划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先后帮助过我国44个城市提出修改意见，其中有口头叙述的，也有我执笔动手作修改工作的。

　　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城市，天津有很多租界，您认为应如何看待这些租界？它们给天津带来了什么？今天，它们对天津意味着什么？

　　天津曾经是殖民城市，曾经有很多租界。这些租界地的世界各国老建筑，是我们天津市十分美好的历史性建筑遗产，可以保留和维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丰富和提津市的市容面貌和历史底蕴。

　　最近这几年，很多地方领导非常热衷于请国外的力量做自己城市的规划设计，大有崇洋媚外之风。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最近这几年，很多地方领导非常热衷于请国外的力量做中国城市的规划设计。我个人认为理财规划师教材，这些外国专家为中国做的规划设计，我们可以作为借鉴，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是可以的。但不应具有崇洋媚外思想。

　　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内涵，不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真实爱好，以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基本要求。

　　请外国人做中国城市的规划设计，应认真对待。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我个人认为，外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对中国的社会实情、生活传统、生活内容、生活习惯和对中国城市在上、艺术上的要求，是不甚了解的。如果外国城市规划专家不了解中国人民的要求、生活要求、生活习惯和艺术要求，那也很不容易做好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内涵，不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真实爱好，以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基本要求。

　　要根据国家要求，努力提高城市规划的教学水平，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又红又专、为祖国城市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代新人。

　　您从20世纪50年始就在天津大学工作，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您能否介绍一下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的有关情况？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2002年，我81岁，因年老体弱，退出了教学岗位。我能知道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对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在人员上、组织上、教学工作、研究生工作作出的贡献，是有增无减的。天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科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前进中。

　　我已88岁高龄，年老体弱，未能在一些院校进行调查访问，对情况不甚明了。但我知道，天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科一直在前进中、发展中。就办学成绩和学科建设而言，与这些院校相比，我认为，天津大学仍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国仍是若干领先者之一。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是1895年我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后来北洋大学创设了建筑系，是我国最早设有建筑系的大学。天津大学开办建筑学院后，一直延续北洋大学的优秀办学传统和优秀学风。

　　我希望全国有城市规划专业的院校能再上新水平，有新的成就和新的贡献。城市规划教育与城市规划实践是一对双联体。要根据国家要求，努力提高城市规划的教学水平，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又红又专、为祖国城市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代新人。

　　规划师必须爱国，不贪污、不图钱，搞城市规划必须老老实实。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愿为党和国家献出自己一生的精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规划师必须爱国，不贪污、不图钱理财类书籍，搞城市规划必须老老实实。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愿为党和国家献出自己一生的精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现在某些规划工作者身上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即忽视职业道德，这个问题在规划界比起土木、机电、水利、化工等领域更为突出。

　　在我们的城市规划行业，如果仅仅是为了钱而规划，可以潦草地解决问题，不用费多大功夫的。而当今很多规划方案往往都是听从领导、听从投资商，提笔画画而已。当然我不能就此说全国规划界都如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碰到不少类似的情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现在不少单位思想工作薄弱，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以为现在规划界确有业务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思想、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

　　1.《也谈职业道德问题——沈玉麟教授致金经元教授的一封信》（《城市规划》，1996年第2期）。

　　2.《在中西新旧的有机共生中寻求个性的创造——新时期天津建筑风格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已过88岁的沈先生，刚刚动过手术，他拄着拐杖，走路有些颤颤巍巍，但双目炯炯如炬，拐杖落在地上的时候，也是那么铿锵有力。

　　听力完全丧失、做事却那么认真，我们事前提交的采访提纲，他一字一句认真回答，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写了满满五页纸。桌上还准备了笔和纸，如果我们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可以书面方式提问。

　　“我岁数大了，耳朵聋的，这个访问的工作做不了。你们提问，我回答，这样有的放矢。” 沈先生说。

　　“我是一个爽爽快快的人，回答不会有出入的，是怎么样我就怎么说。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地下党，是老党员了，你们尽管问。”沈先生的眼睛坚定而有神。

　　虽然，也许已经被部分遗忘（网络搜索，鲜能找到介绍沈先生的文字），但以沈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他们是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奠基者，是真正的脊梁。

　　沈老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回国的建筑系留学生。1950年1月，搭乘海轮，经过20多天的颠簸，从美国旧金山回到天津，当时，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接见。

　　“作为建筑师，你必须是爱国的，是一个不贪污、不图钱的人，搞城市规划，特别是教书的，必须老老实实理财规划师教材。”

　　“能工作多少年，能活多少年，这是次要的，学问做得好不好也并不十分要紧，但必须要始终保持爱国的道德情操。”

　　但他又是低调的，从来不宣扬自己。在场的沈夫人告诉我们，她也是昨天才知道沈先生曾受到周总理的多次接见。

　　勤勤恳恳做学问，视名利如浮云。几十年教书育人，他从来不吃“老本”，总是教授最新的知识与学问。先后教过十几门课，几乎每一门课都是现编现讲、手写讲稿理财类书籍。

　　*本文是2006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时的专访。原文发表于《听大师讲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采访者：曲长虹、李兆汝。

　　2021年是沈玉麟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缅怀沈玉麟先生，纪念沈先生为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做出的贡献，感悟先辈奠基下新时代的学科发展，将沈先生的精神和情怀代代传承下去，天津大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市规划学会，将于 2021年12月18日举办沈玉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暨教育思想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