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下行压力不断的背景下，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的反思正在不断深入和扩大

　　[导读：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下行压力不断的背景下，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的反思正在不断深入和扩大。在2012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关于“转型”的讨论空前热烈。而在英国《金融时报》开辟的专栏中，各位学者和专家也在激辩资本主义的未来。无论人们各持什么样的观点，但“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需要人们去正视，去认真思考。]

　　今年1月25日至29日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提出了“大转型：塑造新模式”（TheGreatTransformation:ShapingNewModels）的主题，论坛上对于资本主义转型、修复的讨论此起彼伏，我们可以听到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声音。而这正契合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下行压力增加的背景下人们期盼改变的心态。

　　新华网记者的报道指出，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从“占领华尔街”到横扫欧洲的活动，乃至震惊世界的挪威枪击爆炸案，其根源都是经济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与模式问题。

　　泡沫破灭的连锁反应使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当前资本主义模式固有的缺陷。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年会开幕前夕表示：“我虽然信奉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为社会服务。”他认为应该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用以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

　　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警告说：“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而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

　　虽然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福利社会的方式以缓解社会矛盾，但仍难以扼制贫富分化的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采取发债的方式拯救金融机构，实际是变相的“劫贫济富”，即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金融机构。这一举动自然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也使富人们成为众矢之的。在此次论坛期间，不少金融界人士及富人在言语间都多多少少认可了这一点。如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就表示：“金融系统应该认识到，因为危机，公众的愤怒都在指向他们。现在信任已经被破坏，我们应该重视这件事。银行应该服务于客户，而不是自己。”

　　从本届达沃斯年会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要求进行改变的声音空前高涨。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达沃斯论坛上有关资本主义辩论的场景：

　　在达沃斯论坛的第一天第一场讨论的议题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在讨论开始的时候，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而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继而在其后的讨论中，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巴罗女士指出，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而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韦华恩（BenJ.Verwaayen）则反驳道，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巴罗于是再度抨击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商业界已经失落了道德的罗盘。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启动。制止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谈判，这个制度将继续走向失败。”

　　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则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至少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

　　印度裔的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拉詹（RaghuramGRajan）提醒说，收入差距的加大，大体上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的提高。其实，寻租行为在高收入群体中也很有限。对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只要贫穷国家在经济上能赶上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两种资本主义都有其局限。但西方的强项就是创新。以前，资本主义的日子比现在好过，是因为需求就在家门口，现在则要创造全球的需求。”财富分配问题主要集中在富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增长已放缓，低于预期，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准的高预期，是超前消费，为国家能力所不及。

　　张力奋文章中引述了其同事的感受，认为在讨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过于模糊，谈得过于空泛，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作基本的定义。

　　而张力奋提出了他的三点看法：第一，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之大变局，必须改革。这个议题由大家戏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提出，来自堡垒内部，用意良苦，是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第二，嘉宾们未能找到一个彼此认同的剖析资本主义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很久没人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价值发出如此的质疑了。

　　第三，过去30多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一直用“不争论”来消解。但达沃斯无缘享受这种特权，因为绕不过去。这场不如人意的辩论，至少告诉我们，除了乔姆斯基这样孤独的永远的批判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启动反思。

　　张力奋最后指出，资本主义正在生一场大毛病，但它并不需要退场。即便对它的批判者来说，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独特的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将不再互为敌手，而是同时进入一个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运行中，在资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动中，这两种制度的互动，到底会结成怎样的果子？尚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进入21世纪，现在轮到资本主义举起改革的旗帜，开始它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和修补。

　　FT中文网最近开设了一个专栏“为资本主义会诊”，其中刊登了多位资深学者和专家的讨论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应如何发展的思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在“Currentwoescallforsmartreinventionnotdestruction”一文中说到，英国《金融时报》征集一组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inCrisis）为主题的文章，这在5年前简直不可想象。现在FT这么做，反映了两点：一是的恶化程度，二是大部分工业国家的实际状况都令人苦恼。

　　美国人向来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目前仅有5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则不然。这种幻灭感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教育新闻、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按照新近的标准，在美国前三次选举中，获胜者都经过了浴血奋战。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左翼胜出；2010年选举中，右翼全面获胜。然而，鉴于右翼中间兴起了“茶党”，而左翼出现了“占领运动”，在今年的选举中，候选人们必须比往年更加奋力拼搏。

　　那么，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是否有其道理呢？这取决于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我们眼下的问题是当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还是有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法？能够想到更好的选择吗？

　　经济停滞和失业率畸高现象从日本向其他工业国家的扩散，的确让人们对资本主义在促进就业和提高广大中产阶层生活水平方面的功效产生了疑问。这个问题是切实存在的。没什么人敢打保票说，美国或欧洲5年内能够恢复到充分就业（按照以往的定义）的状态。美欧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能都会维持需求受到抑制的状态。

　　但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还是就像凯恩斯所说的，只是“发电机”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一台汽车发电机出了故障——这个问题通过恰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能够加以解决，而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结构性措施反而毫无助益？我认为各项证据压倒性地支持后者。改革资本主义的努力更可能使我们偏离提振需求所需的措施，而非推动恢复就业。我觉得银行理财产品的分类，一旦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到位，当前的许多担忧都将消散。

　　话虽如此，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公平性提出严肃的质疑。这要归因于超然于经济周期的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即使经济复苏，年龄在25至54岁之间的美国男性也可能有多达六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收入最高的1%人口（甚至0.01%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以及社会流动性不断下降等因素。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重视，似乎也不太可能自我纠正。与周期性问题不同，这些问题眼下没有明显的解决办法。就连中国制造业的就业率似乎也远低于15年前的水平，这说明问题的根源全在于技术进步。

　　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是因为技术进步使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通过一小部分人口的劳作就能得到满足，这促使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转而在其他领域工作。目前制造业和众多服务行业正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导致大部分人的就业前景恶化。与此同时，与工业时代早期一样，社会大变迁和规模生产能力增强这两点，使幸运的少数人得以获取巨大财富。

　　这种转型的本质从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一台同等质量的电视机与住一天医院的相对价格变化了50倍。人们常说，普通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但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以家用电器或服务等生产力增长迅速的物件来衡量，在过去30年中工资实际上是增长的。问题在于它们相对食品、住房、医疗、能源和教育等价格显得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由于满足人们对家用电器和服装等商品的需求所需要的人手减少，自然会有更多人转到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工作——目前，这些领域的状况明显令人不满意。事实上，正如迈克尔斯宾斯（MichaelSpence）所指出的，眼下美国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本质上来说，过去30年中美国所有的就业增长都出现在“非贸易商品”（non-tradedgoods）领域。

　　问题在于，在许多“非贸易商品”领域，传统上有利于市场资本主义的理由更加薄弱。在几乎每个社会，公共部门对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介入程度都远高于对制造品生产的介入程度，这一点当然并非偶然。把劳动者从炼钢等领域转移到护理老人等领域是大势所趋。同样，削弱公共部门规模或使之放缓增长也是必要之举。

　　这就引出了人们指责工业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纷纷破产的问题。就在市场的运行结果似乎越来越令人不满意之际，预算压力也束缚了公共部门对此作出应对的能力。如何以及何时削减基本社会保障计划的问题，又重新被摆到了台面上。太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偿付能力似乎都成了问题。

　　假如私人继续受到抑制，那么目前的政府计划支出和税收将各行其道。而且，欧洲目前的遭遇告诉我们，市场会把重大财政问题当回事，并因为过于突然地变得过于恐慌，而使这些问题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从某个层面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只需坚持拿出更大的意愿和勇气。然而，从更深层来看，对于相信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工业世界的公民来说，他们有理由怀疑为什么日益富裕的国家需要削减社会保障水平。矛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成功。资本主义的成功，使针对每个人的教学、护理或管理的机会成本变得高昂了许多。

　　当结果令人不满时（正如眼下），两个阵营之间总要爆发一场辩论：一方认为必须加倍努力继续现行道路，另一方则主张进行根本变革。就市场资本主义来说，这样的辩论多少有些离题。

　　在实行资本主义的领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是，成功会越来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此日渐成为人们受挫的根源，因为在这些艰难时期，在市场的天然领域以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的成功能与资本主义的成功相提并论。当代经济中最需要改革的，并非资本主义色彩最浓的部分，而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领域。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依然崇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他的文章以《干预市场后果自负》“Meddlewiththemarketatyourperil”为标题，则明确了他的观点。

　　格林斯潘文章中写道，对照实验（controlledexperiments）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但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有一点接近对照实验。这两个国家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它们在分隔线的两侧互相竞争。两者间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实行的及经济制度：一边是中央计划，一边是市场资本主义。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实验戛然而止，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此为鉴，悄悄地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

　　尤其是中国。它复制了“亚洲四小虎”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的经济模式：受过良好教育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新近开放的竞争型市场上，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2000年至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估计，2005年时，全世界劳动力中，有超过8亿人从事的工作涉及出口型（因此也是竞争型）市场，这一数字与柏林墙倒塌时相比，增长了5亿人。还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在前苏联国家，服务于本国国内的竞争型市场。

　　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两百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

　　尽管中央计划型经济或许不再是让人信服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它在这场观念之争中的对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远未获胜。问题在于，定义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残酷市场竞争的力量，与人类天生对于稳定的渴望以及一些人对于文明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冲突。欧洲一位著名家几年前极好地诠释了反资本主义的流行。他问道：“什么是市场？它是弱肉强食之法则，是自然之法则。什么是文明？它是对抗自然之斗争。”尽管承认竞争的确能够促进增长，但包括这位家在内的观察者依然担心，为了实现增长，经济行为者的行事方式必会服从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于是，这些观察者选择放缓增长，来换取更大程度的文明。

　　然而，一些人眼中的文明行为（这些人认为野蛮的竞争行为是肮脏的），与多数人依然寻求的物质生活之间，真的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吗？长远来看，这种交换真的存在吗？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由竞争型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远远超过维持生计所需。而盈余——即便是在诸如美国这样最具竞争特点的经济体中——主要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延长寿命，完善养老体系、建立全民教育体系、以及大幅改善工作环境。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对资本主义最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混淆了“裙带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人。当政府常常为领域的个人或企业提供好处（通常是为了换取支持）时，裙带资本主义就会泛滥。这不是资本主义。这被称为。

　　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常常饱受诟病，但它们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之天性，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是合理的，只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创新，而非缘于资本主义本身。但在美国，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移民法，它“保护”许多高收入者的饭碗不会因为更有竞争力的移民而被抢走。美国H1B签证实际上是对富人的补贴，这一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支持者的诅咒。

　　格林斯潘最后强调，无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在被尝试用作其替代品的制度中——从费边社会主义到苏联模式的主义——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成功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资本主义的行为需要调整。曾经是资本主义谨慎作风之代表的银行家们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坐视其资本充足率滑向危险的低水平，这种态度令我倍感焦虑。监管资本必需增加。然而我担心，为了应对危机，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的诸多“改进”将被写入法律。日后看来，这些“改进”是否明智，我深表怀疑。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最近撰写了“Let’stalkaboutthemarketeconomy”一文，他在文中写道：《金融时报》正在就资本主义展开辩论，但真正辩论的主题是市场经济的未来。

　　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但在他发表《资本论》（DasKapital）之后，这个词开始用来描述让工业变得可能的企业组织体系。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企业组织体系对经济格局至关重要。德国的维尔纳西门子、美国的安德鲁和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英国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Arkwright）的继承人们，他们或独自、或者和一小群经营合伙人一起建造工厂，并拥有这些工厂及其中机械设备的所有权，而他们雇佣的劳动者则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

　　尽管如今巴克莱银行（BarclaysBank）这块招牌只会告诉你正在打交道的公司名称，但在当时，你看到“阿克赖特纺织厂”（Arkwright’sMill）的招牌就会知道，这是理查德爵士的工厂。任何一个路过该厂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企业的经济和影响力，源自他们对资本的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所赋予他们的对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和经济环境，在经济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然而资本主义这一由19世纪企业批评者创造的术语，却一直被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沿用着，尽管工业格局已今非昔比。马克思时代通过的法律允许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立，这让建立极为分散的股权所有制成为可能。这种组织形式直至19世纪末才流行开，但随后便迅速扩展。到20世纪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讨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与此同时教育新闻，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也证明了，一群职业经理人是如何对大型多元化企业实施有效控制的。

　　因此与阿克赖特和洛克菲勒相比，如今的企业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现代企业的权力和影响力源于自己在企业中的职位，而不是资本所有权。他们获得这些职位靠的是自己的组织技巧，与以往主教和将军们在教会或军队中升迁的方式类似。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企业组织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那么下半叶就是企业成功要素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原材料价值只是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实物资产价值只是大多数现代企业价值的一小部分。如今企业的核心资源不是其大楼和机器，而是其竞争优势——组织体系、在供应商和客户当中的声誉以及创新能力。无论从哪种相关意义上说教育新闻，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些优势。本文大部分读者都是坐在一幢写字楼里、对着一张电脑桌的白领。他或她或许不知道这些物品的所有者是谁。很可能的情况是，每件物品的所有者都不同——养老基金、房地产企业或租赁公司——没有一个是他们的雇主。

　　人们之所以不知道他们劳动工具的所有人是谁，是因为答案并不重要。如果你的老板欺压你、盘剥你或者占用你的剩余价值，那也与资本所有权没有什么关系。尽管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对于企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至关重要，但它们的所有权却无关紧要。

　　混乱的语言导致了混乱的思想。如果继续使用19世纪的术语“资本主义”来描述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的经济体系，我们很容易会误解市场经济的力量源泉，以及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所钟爱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什么样子？国家摇摇欲坠，者怒火满腔，失业者成倍增加，赤字节节攀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受到质疑。基于数百年的观察，对于如何让资本主义制度再维持数百年、或者至少让它在2012年比2011年做得更好，我有了几点新的想法。

　　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力量——丰富多产的经济活动——在成功地为更多人创造更多机会方面，超出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想象。有了更多财富，数十亿中产阶级人士现在可以为他们的后代提供教育、以曾经无法想象的水平购买必需品和奢侈品、把更多时间用于闲暇活动，并且在更高的经济保障水平上退休。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满意。而令人不满的，则是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完美运行、才能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观点。我从未说过它会是完美的。我只是说，它比选择更为优越。

　　我一直认为存在两大弊端——而且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它们逐渐显露出来。第一大弊端是，对财富创造的不受约束的热情，会产生不可持续的繁荣和无可避免的崩盘。由低成本信贷导致的大衰退（greatrecession），是这一弊端的教科书案例。

　　第二大弊端是，当向着创造财富进军的过程中，一些适应能力较差、或在与衔枚疾走者竞争时处于劣势（大多数情况下并非由于自身的错误）的人被抛在后面，由此会产生不公平。如今，许多富裕国家的收入差距处于我离去之后的最高水平——不过当时也好不到哪去。

　　虽然资本主义的两大弊端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下面是我会在2012年做的事情，以便使资本主义重振旗鼓，并调节收入差距。

　　1.拯救欧元和欧盟。运转正常和富有活力的欧盟对于全球繁荣至关重要。欧元区一些最大的国家，以及欧元区以外的国家或有赖于欧盟繁荣的国家，现在必须不惜血本地拯救欧元。如果不这么做，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痛苦和代价。如果欧元遭到抛弃，那些较弱的国家将遭受最严重的打击。

　　2.解决美国债务和赤字问题。当超级委员会（supercommittee）未能达成协议时，市场不为所动，对1.4万亿美元的赤字和逾16万亿美元的累积债务毫无惧色。但要当心。在2012年的某一时刻，市场将会觉醒。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必须迅速制定出可信的减债方案。否则，和欧洲的情况一样，市场的残酷解决方案将由低收入和劣势人群不成比例地承担。这是不可接受的，对资本主义也没有益处。

　　3.接纳新兴市场。世界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中心正向新兴市场转移，全球2012年的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那里。但已经崛起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等，需要被完全纳入全球经济决策过程之中。否则，解决许多发达国家当前问题、尤其是大衰退遗留问题所需的资本，将不可能在可接受的条件下获得。这种情况对穷人的伤害，将又一次大于对富人的伤害。

　　4.教育，教育，教育。或许造成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就是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糟糕现状。职业空缺和合格候选人之间的不匹配情况正在加剧，这导致经济活力降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差距感的加大和社会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支持改革，确保提供有效资金，并更有效地分配资源。通过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降低不断攀升的高中辍学率，以及为成年人提供再教育和再培训，国家能够更好地帮助工人为迎接新技术的挑战做准备。

　　拯救欧盟银行理财产品的分类、解决美国预算问题、欢迎新兴国家作为全面合作伙伴的加入，以及把教育作为真正的要务——是必须马上解决的巨大挑战。这是继续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同时为资本主义提供兴盛所需的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奥尔伊辛在“TooBigtoFailunderminesthefreemarketfaith”一文中指出，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错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占领”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

　　马丁·菲尔德斯坦：欧洲正如何制造萧条欧洲大概就要在财政计划上达成一致了，该计划的实施可能将欧洲推向严重萧条。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欧洲国家采用欧元前后应对需求下降的反应中一窥端倪。

　　以法国为例。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会怎样应对出口需求骤减的局面？如果政府对此无动于衷，那么产量和就业将下降。为了防止这一幕，法兰西银行会降低利率。此外，收入的下降会自动减少税收流，增加多项转移支付项目。政府可能会从增加支出项目和降低税率来进一步补充这一“自动稳定器”，增加财政赤字。

　　此外，出口需求的下降会自动使法郎相对其他货币贬值，降低利率也会加速贬值。这样一种货币、财政和汇率的变化组合将次级生产和就业，防止失业率的大幅攀升。

　　但使用欧元后，三大反应渠道中有两大被堵死了。法郎不再能够相对其他欧元区货币贬值。法国的利率——以及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利率——都由欧洲央行决定，而欧洲央行的决定是基于整个货币联盟的需求情况做出的。因此，法国唯一可以使用的反周期政策只剩下了财政政策：降低税率、增加支出。

　　这样的应对措施会导致更高的财政赤字，但在现今欧元区国家无法使用货币政策稳定需求的情况下，财政自动稳定器就显得愈加重要了。欧元区国家没有货币工具可用，汇率调整之路也不可行，因此，自然就只能动用能够自由裁量的周期性减税和增支政策了。

　　不幸的是，不少欧元区国家只有在景气阶段才能增加财政赤字，疲软阶段无法这么做。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国债增长既受“周期性”预算赤字的影响，也受“结构性”预算赤字的影响。

　　过去十年来，欧元区汇率令人奇怪地没有对财政政策和债务水平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做出足够的反应，这助长了结构性预算赤字的增加。金融市场无法分辨欧元区国家之间的风险差别，因此主权债券的利率不再反应过度借贷状况。单一货币还意味着汇率也失去了显示财政状况差异的功能。

　　2010年，希腊坦承该国大幅低报了财政赤字，这一事件让市场警醒，一些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利率出现了飙升。

　　12月上旬的欧盟布鲁塞尔峰会意在防止未来债务的进一步累积。各成员国首脑原则上同意通过修改各国宪法来限制未来财政赤字，确保预算平衡。具体而言，他们同意将年度“结构性”预算赤字限定在GDP的0.5%以内，而如果一国财政总赤字超过GDP的3%，将遭受惩罚措施。3%的比例包括了结构性和周期性赤字，因此，周期性赤字也被限定在了GDP的3%以内。

　　1月下旬，欧盟政府首脑将举行又一次会议，计划在此次会议上产生成员国需要遵守的具体规定和规则，因此，谈判者正在就细节问题进行磋商。12月的赤字协定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成员国可以出现超过GDP的0.5%的周期性赤字，这将使抵消需求下降影响的重要工具。至于总赤字超过GDP的3%所遭致的惩罚措施是不是足够重，能迫使各国牺牲更大手笔的反周期财政赤字，目前还不得而知。

　　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情况是欧洲央行官方正式指责计划中的规则不够严厉。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关键成员艾斯缪森（JorgAsmussen）在写给谈判者的信中说，应该只在“自然灾害和严重紧急情况”超过了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时，才允许各国打破0.5%GDP的赤字上限。

　　如果这条规定被采用，那么将扼杀自动周期性财政调整，而这又将很容易地导致需求的下跌循环和严重萧条。比如，如果世界其他地区情况不佳而导致法国出口品的需求下降，那么法国的产出和就业也将随之下降。这将导致税收收入减少、转移支付增加，很容易就会把财政赤字推到相当于GDP的0.5%的水平。

　　如果法国必须消除周期性赤字，那么它只能增税和减支。这将进一步拉低需求，导致岁入的进一步下降和转移支付的进一步上升——从而产生更大的财政赤字，然后需要进一步的财政紧缩。这一财政紧缩-经济活动疲软的下跌循环不知道要进行多久才能结束。

　　如果这一方案实行，将造成极高的失业率，并堵死复苏之路，简言之，就是发生萧条。在实践中，可能会有国家违反规则，正如当年法国和德国否定规则而没有受到惩罚导致旧《增长与稳定公约》被抛弃一样。

　　更明智的做法是关注周期性和结构性赤字的区别，允许因自动稳定器功能产生的赤字。欧洲央行可以作为区别的仲裁者。此外，还必须分清真实（经通胀调整）赤字和名义赤字，后者可能因为通胀抬头导致主权借贷成本上升而上升。

　　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赤字均超过了GDP的3%。但它们的赤字并非结构性的，如果欧洲央行能够指出真实结构性赤字的规模并显示它们在下降，那么金融市场可以得到更好的信息和定心丸。对投资者来说，这才是财政偿付能力的关键指标。

　　经济参考报：2011年，美国经济虽有好转，但失业人数居高不下，您认为根源在哪里？当前美国经济的最大难题是什么？需要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

　　黄平：美国经济的增长比2008、2009年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目前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有增长无就业，或者经济有复苏，就业无缓解。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统计，美国2011年12月的失业率是8.5%，但是这个数据并不全面，如果把那些放弃找工作的人计算在内，按照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估计，实际的失业率在15%。美国失业工人中，有的根本就不去找工作了，而当他们不去找工作之后，他们就不在失业率的统计数据当中，如果算上他们，事实上的失业要比8.5%严重得多。

　　我认为，当前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的空心化。实体经济少了，制造业大量外移，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美国经济内部的问题除了金融界、银行界的问题外，更重要的是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制造业都外移到美洲、亚洲，例如墨西哥、越南等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人批评乔布斯，为什么“苹果”的销售那么好，却没有拉动美国的就业，反而促进了亚洲国家60多万人口的就业。乔布斯回答说，如果美国本土能够给“苹果”提供三万工程师，我马上就能把这60万就业带回美国。资本要向低成本高回报地区流动这是规律，美国要想重新搞实体经济，解决空心化问题，也很难，因为这个不是具体政策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出了问题。

　　经济参考报：是否可以说，美国的经济结构使得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已经让美国在人才结构上不再适合发展实体经济了？

　　黄平：教育结构是整个结构问题的一个体现。目前美国许多大学中学习工程学的不如过去多了，而且很多不是美国人，而美国的大学生虽然很多，但是学工程的甚至少于学养生、栽培、保健等学科的。目前，美国两党在许多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两极化严重，反映在经济领域问题就更加复杂。克林顿时代是美国的知识经济、软件业等发展最好的时期，就业问题也有所好转。那是美国冷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时期，从那以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经济参考报：201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府会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吗？美国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如果经济不能明显好转，美国是否会推出新的刺激政策？

　　黄平：的确，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府肯定会推出一些措施，但是我认为，既然美国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政策性的问题，那么，不是说布什的政策错了，奥巴马一上台政策一调整，就能见到效果。有些政策虽然有些效果，但也是杯水车薪。从某种程度上说，产业空心化是很难解决、很难逆的，因为资本总是流向低成本、高回报的地方。至于会不会推出新的刺激政策，我认为大选之前，党为了竞选需要，应该会推出新的刺激政策或别的什么政策，至于这些政策能否见效则另当别论。当然，政策能否通过还不好说，因为政策涉及到预算、税收等。虽然美国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但现在两极化问题非常严重。

　　奥巴马政府推行任何政策都有难度。无论奥巴马本人也好，他的团对也罢，真正懂经济运行的人才比较缺乏，并且其协调能力也不强。年内能否有多高明的政策出台并见效，我持怀疑态度。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受欧债危机等影响，美国今年经济能否实现复苏，不仅取决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和西方经济将在一段时间内在低端运行，我认为是L形、而非W或是V形。这次危机是否比1929年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目前还无法断言。这里面有一个新的变数，那就是新兴经济体目前总体说来运行状况良好，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重组也是完全可能的。虽然新兴经济体还没有达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程度，但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比如亚洲、亚太地区，甚至大亚洲等已经形成。这些地区经济的规模、增长速度等还在走强。

　　总的来说，2012年美国经济因为有大选这个因素，不确定性增加，何况现在还有占领华尔街等社会问题。因此，美国经济恢复有一定难度，可能还要在低端运行很长时间。短期来看，大选前可能走出低谷。但长期来看，未来3至5年西方经济都前景黯淡。西方经济战后那种“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其他地区也不再只是提供资源、劳动力让西方繁荣了。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美国新的增长点会在哪些方面？如果美国在新的增长点上发展顺利，能否解决失业问题？

　　黄平：美国的政府部门、管理部门、企业，都会重新寻找新的增长点，在某些领域，比如生物工程领域、信息技术领域、金融领域等有可能再造辉煌，因为这些方面美国确实是有优势的，不能小看。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最强的，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领域。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不可小看。美国可能会从生物、信息、金融、新能源等领域抢占新的制高点，重新走出经济低谷。但是，即使美国从这些领域中重新复苏了，美国低层次人口的失业状况仍然无法解决。在美国，这些低技能、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有很多。美国不像欧洲，欧洲是个福利社会，而美国不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福利保障是最差的，美国的医疗保险也是商业保险，不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美国穷人生病也看不起，失业也没有像欧洲那样的保障。当然欧洲福利社会有福利社会的问题，老龄化严重，政府的福利开支过大，等等。而美国政府对低端人口的培训教育是完全放任自流的，他们政府不搞什么培训。只有企业自己搞培训，但现在适合这些低端人口的企业外移了，这些人口的就业培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低端人口是美国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经济如果长期在低端徘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是不可忽视的。

　　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在世界经济风云急速变化中出现大起大落，市场心态也随之变化，反复无常，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造成了比预期更加悲观的恐慌状态。然而，无论市场如何变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制度至今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市场稳定的核心因素也没有发生变化。

　　2012年的金融市场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2011年错综复杂的形势将继续影响2012年金融市场的运行；另一方面，2012年世界将会面临新挑战、新危机。

　　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在世界经济风云急速变化中出现大起大落，市场心态也随之变化，反复无常，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造成了比预期更加悲观的恐慌状态。然而，无论市场如何变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制度至今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市场稳定的核心因素也没有发生变化。

　　首先，经济形变质不变。虽然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演绎了与2008年情形非常相似的一幕，但是本质却截然不同，尤其是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拉大。国家资质、国家地位、国家实力未发生根本改变。

　　尽管发达国家面对诸多危机，但他们的高端地位和资质没有任何变化；发展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危机，但面对的困难却远胜于发达国家。事实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危机”本身，但实际上“危机”讨论得过于频繁就失去了线年已截然不同，美国经济稳定复苏，欧洲经济即将进入二次衰退，日本经济已经二次衰退。尤其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在危机之后进一步巩固。美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其他货币越来越弱。国际货币体系重新回到以美元霸权为主导的格局，确立了美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结构体系中的影响力，世界经济秩序依然被美国的战略和需求主导。

　　其次，美元价变局不变。尽管2011年欧债危机看似进一步恶化和扩散，但是欧元汇率的变化却与2010年完全不同。2010年欧债危机将欧元汇率拖至1.19美元的低点，相反虽然2011年欧债危机持续恶化，美元兑欧元汇率则稳定在1.30美元水平。美元兑欧元汇率的价格变化并没有改变美元主导欧元汇率的局面，尤其是美国货币当局的市场操作经验使美元能压制欧元，即以升值挤压欧元的竞争力和凝聚力。即使全年的金价和油价等大宗商品震荡明显，投机加剧，但报价体系和主导制度依然未变，即美元主宰和主导价格方向。

　　最后，欧债事变制不变。2011年，引起市场敏感和焦虑的金融事件不断出现，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扩散，导致市场恐慌情绪日益蔓延。欧债问题主要集中在资金利用效率上，欧洲缺乏有效合理的制度框架，所以期待通过资金救助解决所有问题显然过于理想化。一年来，爆发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不断增多，欧洲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事态的发展不利于欧洲的团结合作，相反使得欧洲合作的前景越发暗淡。一方面欧元区分歧不断扩大。欧元区国家的凝聚力面临土崩瓦解、四分五裂，德国与法国见解不同，北欧和南欧意见不同，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状态不同，在这样一种分歧明显的状况下，实施救助或合作，前景渺茫。另一方面欧盟分歧不断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英国与欧盟所有国家之间的对立，这种局面的出现反映了目前英国游离于欧元区之外这一事实，也是未来英国可能脱离欧盟的一种前兆。这样的局面对于欧债的处理，甚至对于欧元的前景都是极其不利的。欧洲期待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下解决债务问题的想法过于简单和片面。

　　2011年国际金融领域处在二次危机酝酿的阶段，但危机的性质和定义已经完全不同，酝酿的过程与已经发生的事件相比，存在更大的变数。这一年的国际金融特点既包含了市场短期的策略，更暗藏着市场长期战略。博弈各方金融市场长波段的水平、技术能力以及经验手段的巨大差异将是未来的关注重点，尤其是当今过于表面化的分析论证，更是掩盖了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金融危机的认识。

　　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表现参差不齐。尽管外汇市场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主战场，但同时其明显受到其他市场的影响，由于市场组合之间存在巨大的诡异性和关联性，梳理各种市场也更加困难。

　　1、汇率水平变化中的控制力和调节性突出。2011年美元依然是外汇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风向标，美元走向直接牵动全球价格指标的走向。一年来的美元指数从去年初的79.18点微弱上涨到80.01点，截至2011年底美元全年小幅升值1%。美元指数年内的低点是5月4日72点，年中的高点是年末的80点。年内美元指数期待下跌到70点甚至破70点目标未能实现，关键在于美元兑欧元汇率难以实现新突破。全年主要货币兑美元呈现差异较小的走势，其中欧元贬值2.52%，英镑贬值0.07%，瑞郎小幅度升值0.39%，加元升值2.29%，澳元微弱贬值0.56%，新西兰元贬值0.63%。

　　2、股票价格调解中的搭配性和分化性依旧。2011年全球股票价格分化十分明显，涨跌态势明显扩大。尤其是美国的引领作用依然突出。美股三大指数年内出现小幅上涨，其中道指从年初的11670.75走到年内的12月23日12294.00点，全年上涨5.3%，标普从1271.87点下跌到同期的1265.33，全年小幅下跌0.5%，纳指从2691.52点下跌到2618.64点，全年下跌2.7%。欧洲主要走势低迷，其中英国从年初的5971.01点下降到年底的5512.70点，下跌幅度达7.6%；德国从6989.74点下跌到5878.93点，下跌幅度更达15.8%；法国从3900.86点下跌到3102.09点，下跌幅度更是达到20.4%。欧洲其他也呈现低迷和下跌趋势。日本年初和年末反差很大，日经指数下跌了17.9%，3月份的大地震是主要的冲击因素。亚洲表现也参差不齐。

　　3、金价走势变化的试探性和震荡性明显。2011年的国际黄金市场是所有市场中最受关注的一个。一年间，国际黄金价格从1422.90美元开始，截止到12月23日达到1606美元，上涨幅度达12.8%，期间最高值为9月6日的1921.15美元。在9月份一个月的时间里，黄金价格相继突破1600美元、1700美元、1800美元和1900美元等4个关口。

　　4、油价起落节奏中的针对性和战略性上升。2011年的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十分不确定，油价的涨落受诸多复杂因素影响。国际石油价格从91.55美元起步，年终到达99.68美元，全年上涨了8.8%，年中最低点为70多美元，高点接近110美元。国际石油价格变化主要受供给以及投机因素的影响。

　　5、利率预期周期中的前瞻性和规划性增强。2011年的市场利率变化不确定，表现为加息和降息兼而有之，水平差异很大。其中美联储依然是关注的焦点。尽管年内美联储并未出台新的政策，但实际上美联储已经悄悄转变政策基调。年内美联储的第六次会议决定将美联储持有的短期债券6000亿美元卖出，转为买进6000亿美元的长债，这实际上是锁定资产价值，而非简单的数量转换。但市场却高度集中于对QE3的猜测。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欧洲央行年内两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重新回到1%的水平。欧洲的问题并非是技术和数量等基础问题，而是结构和制度等核心问题。各国利率调节政策千差万别，有的选择上行方向，有的选择下行区间。

　　6、银行改革的差异性逐渐加大。2011年全球银行业的风险及与机遇并存，尤其是金融机构经营压力加大。随着价格因素的变化，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准确判断风险十分困难。但是各国银行之间的收益情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尽管受诸多不利于因素的影响，但美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依然很高。虽然发展中国家似乎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它们的经营收益状况并不乐观，我国银行经营业绩报告看上去非常亮丽，但是其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并不匹配。相对而言，美国的银行体系非常稳健，带动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金融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教育新闻，而非阻碍或削弱经济发展。银行体系的问题折射出经济发展思路的问题，值得思考和警惕。

　　2012年的金融市场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2011年错综复杂的形势将继续影响2012年金融市场的运行；另一方面，2012年世界将会面临新挑战、新危机。综合考虑当前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预计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的存量将会演变和激化，甚至可能转变为新型的金融危机。

　　趋势一：美元汇率贬值加剧。预计2012年美元贬值依然是主基调，美元贬值幅度和水平将会超出2011年，2011年美元贬值未完成部分将会加码到2012年。美元指数下降，最低或将跌到70点水平，甚至有可能击穿70点关口。但全年美元指数也可能大幅上扬，最高或将达到84-86点。美元贬值和升值全年将交替进行。依据此预测，全年美元兑欧元汇率将可能维持1.24-1.48美元之间，期间高点或低点有可能进一步短暂达到1.20和1.50美元，基本点维持在1.30美元上下。美元兑日元汇率基本稳定，日元上涨的可能性要小于日元贬值的可能性，价格区间将在74-85日元左右。美元兑英镑汇率将在1.50-1.80美元之间，同时英镑继续上行的可能依然存在。

　　趋势二：全球涨跌各异，分化与差异扩大。预计2012年全球走势依然参差不齐。美国上涨潜力较大，预计美国道指将会达到14000点水平，低点将会在10000点左右。标普指数将会达到1500-1600点，低点在1050点上下。纳指将会在2800-2900点水平，其下跌可能性较小。欧洲负面压力会很大，上涨潜力有限。日本有上涨的潜力，指数将会上行10000点，甚至达到11000点。

　　趋势三：金价上涨趋势不变，暴跌与调整加剧。预计2012年国际黄金市场依然具有继续上涨的动力和潜力，原因在于黄金地位发生变化，尤其是各国央行的政策倾向将会加速黄金价格上涨。预计未来一年国际黄金价格的高点将会达到2100-2300美元水平，上涨幅度在18%-22%左右，但高点与低点之间的变化幅度将会大于2011年。未来，金价暴跌的幅度和频率也很大，低点有可能下行至1500美元左右。

　　趋势四：油价上行态势明显，突发因素或成主因。预计2012年国际石油价格将会有暴涨的可能，主要依据在于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或冲突，突发事件将成为决定石油价格暴涨的重要因素，石油价格或许可达到150-180美元，石油均价将继续稳定在80-90美元，低点将在70美元以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将会影响和拉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其中纯资源性的大宗商品价格会大幅上涨，但加工型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限。

　　趋势五：利率随时会发生转变，差异缩小。预计2012年全球利率的变化将会十分突出，尤其是美联储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年内美联储调整利率的可能性较大，货币政策的反转将会出现，全年利率有可能上行至1.5%水平。欧洲利率调整将面临两难，加息可能性较小，降息可能性较大。日本央行下半年是否松动利率有待观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率依然是有上有下，通胀问题是核心因素。

　　趋势六：经营环境剧变，银行分化明显。预计2012年国际银行业将面临很不利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将会使银行抉择更加谨慎。国际银行业的主要压力来自利润减少和裁员风波，但是发达国家依然具有较强的回旋余地和有利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改革不前和经营困难的问题。

　　2012年的国际金融市场在变化中潜藏着新的危机和风险，预计2012年的金融风险将会反映在三个层面。

　　第一：欧元风险加剧，欧元危机迫在眉睫。两年来，欧元区经历了严重的债务问题的困扰，国家间的分歧和分化态势逐渐明朗，缺乏相互合作是欧元区面临最大的压力与挑战。2012年欧元区将面临巨大风险，预计将有国家从欧元区退出，希腊或者德国都有可能退出，进而引发欧元更大的风险乃至爆发危机。

　　第二：石油暴涨导致通胀严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2012年的石油价格上涨将主要由战争或突发事件引起，而石油价格暴涨将会直接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本身的通胀指标就低于发展中国家，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对其带来的冲击不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具有报价能力和价格主宰权，随时可以通过调节石油价格来减压，发展中国家则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通胀的压力或风险将会直接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三：黄金价格涨跌诡异，投机风险兴风作浪。2012年的国际黄金价格上涨的趋势将会持续，不过也有可能出现暴跌。国际黄金价格是一把双刃剑，即有可能保护美元和美国自己，也可能会逼迫欧元区国家通过卖出黄金救助自己。由美国主导的黄金价格不会轻易让别人获利。所以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十分复杂。